当前位置: 主页 > 爱情名言 >

民族关系是否和谐

时间:2017-11-26 9:15:11   阅读:808

  原标题:冰心与吴文藻爱与学术的 封面故事“生活中木讷愚钝、凝神于事业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那些风流情种。”“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母爱、儿童

  “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母爱、儿童,是更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留在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一堆巴掌大小的深棕色塑料封皮本,和各种资料、书本捆扎在一起,躺在不常打开的储藏室内,差点就从眼皮底下漏过。

  王炳根心头一动,顾不上拍掉的灰尘,迅速翻起来。那些淡蓝色、草草书写的钢笔蝇头小字,他认识,是冰心的字。“冰心外出时是记日记的,为的是便于回来之后的写作。”和冰心日记绑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多本吴文藻的日记,篇数密集、信息量大,他们的孩子都从未见过和翻阅过。王炳根形容那一刻,“如同在莫高窟看到藏经洞一样”。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的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爱与温暖的备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1904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她的小名便很另类: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呼她“哥哥”。父亲的下属常常带着这位“小哥”游走在炮台、码头、火药库和龙王庙间。修理枪炮的工人,火药库的残废兵士,鲁籍的水手、军官、农夫和渔人身上的悲壮与新奇,为她少年的故事宝库储备了丰沛的来源。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不事,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王炳根说。

  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的思考后,冰出结论:在一切、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冰心文学馆的一楼大厅,洁白雕塑后面是一幅看起来有些模糊的彩图,碧蓝的海水延伸到近处,类似灯塔的建筑立在礁石后。10岁上下的谢婉莹,曾经向父亲表达过“当一名灯塔守(护者)”的志愿:“晚上举着火炬,登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父亲有些惊诧,但并未一下打消女儿的念头,只是安慰她:“清静伟大,照射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塔)守,人生宽广得很!”

  几年后,初入北平协和校园的冰心,曾经立下当医生的志愿,但很快,一份爱好改变了她的志愿。这改变,果然成为另一种对他人的。

  1919年,谢婉莹发表了她的作小说《两个家庭》,署名“冰心女士”,由此展开她绵延80年的写作生涯。

  《繁星》甫一发表,就被她的老师周作人搬上课堂作为范本。课堂外,普者中也掀起了写小诗的风潮。同时代的读者燕志儁说,“心里会意的时候,就在算术书的空白上自己作一首(小诗),教员叫起来问功课,往往弄得怔怔的半晌无言。”

  “那时候她的作品之畅销,就像后来的琼瑶啊,盗版风行。”王炳根说。就连她30岁时出的第一套自选全集,也是为了对付盗版。

  多年后,冰心拜访灵岩寺,沿有小僧跟随,“我读过您的书,《寄小读者》、《繁星》、《超人》。”随行记者不由惊叹作家的影响力。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梳理了多位中国作家自上世纪初到1951年的文学成就与特质,冰心在其中占据了4页的篇幅。夏直言,“冰心的优点并不在于感伤的,也不在于对自然的泛神态度,而在于她对狭小范围内的情感有具体的认识。”

  她的文字还造成了一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语体的流行。对于“冰心体”的解释基本统一为:以白话文表达为基础,吸纳了文言文、欧化表达而形成的,蕴藉而简洁、典雅而流利的语体。

  她写美国女孩化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之人兮”;她用谢灵运的“寝瘵谢人事,灭迹入云峯。巖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形容生病期间青山疗养的生活。

  爱打比方的张天翼如此评价:“作者对于修辞极其注意,她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进去,但不会使你反感,像裹过足的放了足,穿高跟鞋,也有好看的。”

  回顾冰心的文学生涯会发现,她的巅峰在她刚刚冒头的那10年便已确立。成家后,动荡的迁徙生活和妻子母亲的身份,让她无暇创作。晚年,她的问题小说和散文再度获得认可,然而读者大多只记得她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

  2008年,韩寒和陈丹青在一档对话节目里谈及老一代文学“大家”,称巴金“写得很差”,“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如此不留情面的评语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附议,更多人为老作家们叫屈。

  在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中,阿英曾冰心是“资产阶级作者”。张爱玲说过“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说得较中肯的是茅盾: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采访读者和学校师生时听到最多的话竟然是,“无感,没啥好说的。”学俄语的大二学生袁迦用了“鸡汤、甜腻”来形容;高中语文老师陈罡(化名)直言,冰心的作品“太圣洁,没有烟火气,让人不想亲近”;00后高中生周语(化名)倒觉得冰心很厉害,在病中还惦记着给小读者写信,“读她写景的文字有一种森林大地的感觉”;80后杨柳青说,若不是采访提到,都想不起冰心的作品,但并不觉得冰心被过誉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去评价。“可能那时候人们就想看看这种清新有爱的文字呢,那(名气)就是她应得的。”

  读了二十多年冰心的王炳根不是没听过类似的意见,他的回答很执拗:“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心不够静。她曾经风行一时。后来人们远离她,认为她完全和时代不合拍。”

  “我承认我对她偏爱。你去看看她的语言、节奏、观念,站在20世纪文学的平台上去思考。如果不保留这道亮光,它会消失的。五四时有争论,小说可以白话文,散文不可以。她却恰恰用白话证明了散文也可以。韩寒他们说的呵,今天的人知识结构和境界远不及他们。那时的学人,古典文学、文学,到了可以打通的境界。他们(者)没有注意到冰山下的东西。”

  不同于“五四”时期,冰心在半个世纪前和1980年代引发的两度阅读热潮,她的作品收入语文教材,当是一大助推。

  写于1950年代的《小桔灯》,冰心自己并不以为出色,却成为经典。农家姑娘手里那盏微亮的、给人希望的桔灯,成了新时代文学中最富象征意味的一个道具。冰心自己撰文解释过写作此文的目的和方式:

  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气候同样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

  福建师大刘桃桃在《冰心在玉壶》这篇论文里指出,虽然冰心的立意并不在,但是“”结束后,这篇短文能够进入教材,很大程度还是要归功于作为背景所呈现的立场的正确。

  50年代初,冰心作品当中尚没有强调过“”或者主张。在早年所写的《寄小读者通讯十八》里,她说过,“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从来不存着什么与。只是为着,我对于以人类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

  冰心的文字简洁清丽,充满对人生、自然、他人之爱,又能用来学习基本修辞手法,所以她的篇章一直是教科书、试卷、文艺类刊物的宠儿,文章结构被总结为“描述身边事+抒情体验”,仿佛很容易模仿。泰戈尔、纪伯伦在中国文艺青年中的流行,也使和仿写者冰心受到了关注和追捧。

  根据一项面向安徽、河南、江苏6校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冰心同鲁迅、朱自清、徐志摩、老舍等同属于较稳定的被爱戴的现代经典作家,而调查“对自己语文帮助最大的现代作家”时,冰心的票数明显增加,在某些学校跃居首位。

  调查者说:鲁迅的深刻让学生们只能远观难以走近,郭沫若的热情喷涌也不是人人可为,而专业文学中稍欠“文学个性”的冰心在普及写作实践上贡献更多。

  这样一种肯定,很容易叫人读出另一番况味。无论如何,冰心向来不以才华自居,但也并非没有自信。第一套《冰心全集》出版时,回顾十余年的创作,她说过,“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由东门入,拐过几条小,上一个小斜坡,进入一片幽深古老的别墅。一色的欧式风格,间或几幢有飞檐红瓦的中式感。只是,有些院落整饬有序,还在对外办公;有些则缀了满墙的爬山虎和杂草,甚至门楣都被遮住,看起来荒废经年。

  编号50号到66号的这十来幢宅邸,组成了北大里一处特别的所在燕南园。上世纪20年代,为了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时任校长司徒雷登相当重视教师的生活,为高级教员自建西式住宅。这与北大、的教师多靠租房或校外购房,完全不同,且条件以今日标准看也堪称豪华: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上好的红松窗框,黄铜门把手,地板打蜡,壁炉,卫浴,冷热水分供应,家前屋后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繁茂。

  西北边把角的一栋(现66号,原60号),便是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的住宅。经过近一个多世纪,槐树和柏树已撑起蓊郁的伞盖,阳光洒在小院的草地上,暖意融融。

  燕南园66号,这幢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楼如今闲置,未做他用,平时也很少有人驻足。与燕南园其他的老宅一样,除了门牌号,66号楼外没有关于昔日主人和历史的任何介绍图/ 艾绍强

  “五四”伊始,年轻的谢冰心写下《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其事地提出,在风气初开时期,女学生衣裙的颜色要“稳重雅素”,样式要“平常简单”。要以“正当、趣味、(的去处),清洁疏散脑筋,活泼思想”。

  显而易见,她重,轻物质,还略带点清教色彩。因为感到文艺圈里的男士颇多风流,甚至许下志愿:不嫁给文艺界的人,可做朋友,不可当配偶。

  在她的小说《惆怅》里,感情需要的选择来建立,但爱情与婚姻必须得到双方父亲的俯允才能确立。

  她和吴文藻的“天作之合”,之中符合了这两样条件。吴“恰巧”不属于她心目中风流倜傥的文艺人士,耿直,克己有礼。两人的第一面,便让冰心刻骨铭心。

  1923年,出生在江苏江阴小商人家庭的吴文藻从毕业,乘“约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留学。冰心也同在这艘船上。她托许地山去找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许阴差阳错把吴文藻给找了来。闲谈中,听说冰心想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课,吴文藻便列举了几本著名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这些书冰心都没看过。吴文藻不客气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当时冰心已相当出名,在诸多男士忙着奉承她时,眼前竟冒出这么特殊的一位,可想而知她内心的不爽与好奇。吴青不知道什么情由使得父亲说这番话,“我们始终也没问出来,不过他倒是因此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母亲入学后,得到过许多同船男女朋友的信,都只用学校的风景明信片回复,惟独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貌似不怎么会说情话的吴文藻,给过冰心一句至高的评价“一位新思想旧兼备的”。

  冰心从威尔斯利硕士毕业后回国,吴文藻则要在美国读博。告知父母、“确定关系”势在必行。吴文藻为此诚恳地写了一封万言信,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求婚乃求爱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

  除了表示对冰心的爱慕外,后面还有大段有关婚姻和家庭的论述,如“家庭是社会的雏形,也是一切思想的发育地和情感的婚姻养成所”等等。吴青感叹,父亲无论写什么,最后都像是一篇论文!

  1926年冰心留美归来,被母校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助教。三年后,吴文藻也从美国回来并被、燕京大学聘为教师。司徒雷登在自己的宅邸临湖轩主持了这对新人的婚礼。新婚之夜,两人是乘坐司徒雷登的黑色福特去西郊寺度过的。

  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西式婚礼,时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他们主持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新居的装修和庭院的栽花种树,吴文藻全都交给妻子操办。上课后,吴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院子里种了很多丁香,冰心把吴文藻叫出来。吴的魂儿估计还在书房,茫然又像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笑回答:“这是香丁。”吴点了点头说:“啊,香丁。”众笑。

  学生王庆仁、洋都说,吴文藻行事“直来直去”,和客人话题聊完了就回自己屋里看书,留下冰心招呼客人。

  “他不讲究吃,更不讲究穿,但注意营养和卫生,爱好整洁。一件衣服或一双鞋,至少能穿十几年。”吴青回忆。“每次外出回家,他都把皮鞋先刷一刷,好衣服晾一晾,然后仔细地收起来。换季收衣时,衣服之间要夹放一张大纸。母亲笑话他:你的一个衣箱里,有半箱是纸!母亲说归说,父亲照样每年如此收藏他的衣服。他认定的理,从不轻易改变。”

  生活能力一般、却专注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那些风流情种,比如徐志摩。在接受彭子冈的访问时,冰心主张不寻与不写因了自身的原因而制造出的爱情烦恼。

  对冰心深有研究的王炳根提出了个人意见:“在林徽因风波这件事上,和才气漂亮无关。是人性深处的东西不同。冰心还写过一首诗《我劝你》,有强烈的与的意味。虽然留学美国,懂得尊重他人个性与私生活,但对林徽因与徐志摩,她没有把握住自己。这是两性观念的差异造成。她觉得自己坚守的,别人越过,她无法接受,就指出来了。她把自己当成者,这点是越位了。”

  一家人在燕南园66号的合影。1938年夫妇俩离开燕京大学去南方,离开前将吴文藻编写的笔记教材和15箱日记、书信、字画、照片,存在这里和燕大课堂顶楼上。结果这些珍贵资料在战争期间全不见了踪影。这成了二中难以平复的伤痛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在洋看来,吴文藻在别处不机智、木讷,因为他想的事更大。“所以他对生活琐事不会那么计较。”

  洋是吴文藻晚年最后的学生之一。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他就听人说“老头儿经常西装革履”。“他和这个楼里的其他教授比较不一样。比如他这个西派着装。那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文明的标志。”洋暗忖。

  “谢冰心是官二代,吴先生算不上,顶多是小市民,农商小家子弟。但那个时代给他一个翻起来的机会,和时局有关。即使没有动荡,江浙出师爷,他们科考的能力,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智库。”

  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加入了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创办的留美华人“大江社”,是《大江社宣言》起草人之一。的共识有:

  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鉴于国内军阀之恣肆,应厉行之体制,;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那是一种栉风沐雨、科学报国的他们是要做大事的。包括吴文藻博士论文写的鸦片战争,他的志向在国家怎么善政。”洋感慨,在推介“功能学派”、培养高徒的成就之外,先师的这一抱负,最为人忽视。

  193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到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授课却是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官话,让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学生们大为惊奇。

  不久,日军侵华,北平待不下去。吴文藻和冰心带着孩子,悲伤地离开了他们眷恋的燕南园,先后辗转云南、重庆多地。颠沛的里,吴文藻主导、费孝通领衔实操的“燕京学派”在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上收获良多。

  为日机轰炸,燕大与云南大学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搬至呈贡的古城村魁星阁(简称“魁阁”)。这是一座嘉庆年间的砖木建筑,最上一层设有魁星的神像,费孝通在英文著作里把他描写成monkey-like god(长得像猴子的神)。80年前,在魁星的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费孝通在此研究写作。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面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费的同事们在此工作。最下一层,一张大圆桌是他们的餐桌,厨房在室内的左侧。周围环绕着古松与稻田。

  与田园风光相“匹配”的,是经费的严重不足,连买相机与胶卷的钱都成问题。一次,全体人员得了痢疾,工作中断几个星期。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没钱铅印,费孝通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蜡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便是这样印刷出来。每当吴文藻看到学生和同仁在困窘中做出的研究,心里就分外。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魁阁”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人类社会学学者集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的水准和科学。一位学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给了高度评价:“可以说,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和西欧以外,世界上社会学发展得最繁荣兴旺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方面如此。”

  在昆明,吴文藻作为中英庚款董事会人主持“人类学”。时值龙云执政,彝族人管事,和杂糅,对吴文藻的思想也是一种冲击。他原本认为“值得把钱和精力花在那里”,结果还是被人“阻击”了。

  在《民族与国家》这篇论述里,吴文藻提出并确定了种族、民族、政邦及国家的概念。他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的国家相区别,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北大教授王铭铭认为,文章的实质关怀是,在那时的世界潮流中,中国面临的历史道选择问题。

  这令以“”为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深感忧虑。傅始终“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应加以。教育部朱家骅、杭立武收到傅斯年的,中止了吴文藻在云大的“人类学”。偏居一隅也要大展宏图的吴文藻,胸中所怀“社会学中国化”之梦想,一夜间,戛然而止。

  “多民族国家观点没错。很多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这和的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接近。”洋指出,《益世报》之争(费孝通与顾颉刚在该报就民族、边疆问题有进一步交锋),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是国家体系的。说吴文藻“不适合教书”,表面是争论,实际上是人事操作。

  到云南教学时,吴文藻对执政的弊端体会得更深。费孝通和顾颉刚之争,实际上,费的理不输。但人事上,吴没法再干了。

  吴文藻毕生没有到过田野一线,这是不是他的一个遗憾,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个个成就斐然,费孝通是最好的例子。1931年,吴文藻让他去读了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又将其引荐给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是在那一年,他邀请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罗伯特帕克来华。

  “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读书的,是来教你们怎么写书的。”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用通俗语言写学术著作,都来自于帕克的熏陶。

  和这些锋芒毕露的学生、同仁不同,吴文藻就像帷幕后那个胸有成竹的调度者与推手。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谋远虑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的。”

  云南无法施展抱负,吴文藻接到了新的任命到设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做官或非本心(也有人说吴文藻希望能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但因在参事室负责边疆的民族、教和教育这块,他继续推动学生在国内外考察,发起和领导边政学研究,还利用参加太平洋学会年会的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状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国成立的消息经电波传到东京。同一个短波频道上,原先的呼号“北平”变成了“中央人民”,广场上的欢呼和歌唱络绎不绝。

  彼时,吴文藻和妻子冰心、三个孩子正居于东瀛。1946年起,吴文藻被任命为中华驻日代表团组组长,冰心随同丈夫赴日。

  30年前,还在燕京大学念书的冰心写下小说《去国》。主人公英士从美国留学归来,却因人浮于事郁郁不得志,不得不再次远渡重洋。

  50年代初的冰心夫妇,报国心如同小说开头的英士那样热忱。在长子生(吴平)先行归国后,1951年8月23日,吴文藻、冰心带着两个女儿,从横滨港码头登上了一艘印度轮船,离开日本。

  后来发掘的和其他资料透露:其实,离日前3个月,吴文藻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2000美元旅行支票,已做好一切赴美准备。他安排冰心先前往大学教书,让孩子们也在的中文学校就读。吴文藻甚至预定了8月12日从横滨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的船票。

  “事情起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吴文藻收到费正清的来信,称他赴美的签证被拒,理由是根据当时美国法规,吴文藻属于那些于美国利益的人。之后,吴文藻携家人回到。”

  归来后,马平坦了,下水道通畅了,电灯不再半明半灭,失业、税收问题都得到缓解。社会学者们对此感到极为欣慰。

  因为独特的经历、影响、主义立场和流利的英文,冰心多次被选入文化和妇女界赴海外访问团,显示新中国外交柔性的一面。她也由衷地感到,“从未像今天这样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过,无论去哪个国家都能高高地抬起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愉悦的时期。”

  她在印度讲中国女性作家及其地位,在欧洲世界母亲大会、妇女大会用英语朗诵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和外国代表相谈甚欢。夏衍对冰心的外交能力与魅力十分折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的风度,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和她比拟的。”

  为何要取消一整个学科?我问过王炳根、王庆仁、洋,都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答案,直到翻到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方知一二。

  1952年院系调整,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必须彻底取消。潘光旦、陈达、吴景超、李景汉、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与他们针锋相对,力图保住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土壤。

  1953年10月,吴文藻接受上级安排,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只是研究部的一名教授,次年任“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副院长、系主任。从此直到80年代,吴文藻再没有从事过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工作。

  在民院的家属楼和平楼小屋里,他和妻子一住便是三十余年。这套七十来平的两居室没有洗澡间,更无热水管道。洗澡只能去隔壁教授楼的学生费孝通家。

  “这样有才华、德高望重的学者,斯文扫地不是说他个人多么在乎这个事,这伤了他的道,他内心应该是很不能接受的。”洋说。

  冰心字体很草,较难辨认。她没有每天都记。但有感就会滔滔不绝。吴文藻的日记言简意赅,没有情感发挥,完全是每天活动和个人状态的记录:参加学习、、检查

  王炳根认为,对于形势,冰心是心知肚明的。“不像吴文藻,一根筋。冰心是有拐弯的。但吴过不了这个坎。”

  冰心的“转弯”也非一蹴而就。刚回国时,听到“思想”这个词,她极为陌生。但她想,既然大家都要,也就跟着吧。

  1965年底,冰心和一群知识从江西的余江、南昌、井冈山,一接受红色教育、接受农民文化的熏陶。真诚的检讨和反思,密密麻麻写满一个日记本。

  1965年底,冰心从江西的余江、南昌、井冈山,一接受红色教育。参观完八一纪念馆,她在日记中写下:“领导人(与烈士)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他们时,我们在做什么?”

  参观完“八一”纪念馆,她写下:“领导人(与烈士)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他们时,我们在做什么?”她站在领导人和烈士的雕像前,陷入沉思。

  有好些年,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曾在《人民文学》和作协“”上的冰心共事。他说看得出老人眉目间不舒展,但不是怨恨。“也不大和我们说。她很有。后来谁再在她面前提起反右、,她便不太说线年,吴文藻被派往广西斗江区社教。对待他这样“无法重用”的学者,上层和同行并非完全不了解他的价值。吴文藻的外文好、博学,。遇上重大的理论问题,总有人来请他开书目。民族和边疆问题(如中印边境问题搜集资料),包括“三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辞海》条目撰写等任务,他必是。

  1957年早春,吴文藻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到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讲话,“听得非常兴奋”,回家心情大好,也记录在日记当中。但在“反右”期间,吴文藻的,大多时候都处在郁闷、困惑、惊恐中,谨小慎微、沉默寡言。

  而冰心呢,据王炳根统计,那些年她写过不下两百篇时文,她自嘲那些文字“鸡毛蒜皮、不登大雅之堂”。60年代初,巴金夫人萧珊向她约稿,她答,“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

  那样背景下出炉的《再寄小读者》,虽然也像当年一样出国远游,分享旅途,却没了《寄小读者》时的放松、细腻与感伤。她没有将这个系列单独成册出版,何尝不是心如?王炳根相信,唯有翻译泰戈尔、纪伯伦的诗集时,那个相信“爱是一切”的谢冰心才可保持心灵中的一点,向他人输送些许的爱与童真。

  第二次见洋,他领着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那是一栋雕梁画栋的灰色建筑。上得三层,根据记忆,他摸索到了今天的民大教务处。七八十年代,在知识青年当中风靡一时的《世界史纲》译本便来自这间房间。“历史竟还可以这么去写,历史竟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到今天,韦尔斯的这本书还被许多读者认为是最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带领的翻译组功不可没。

  1971年8月8日,吴谢夫妇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受命”赶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接着便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纲》。那是冰心记忆里,“十年”中最惬意的一段日子。35天交完《六次危机》的译稿,古稀之年的夫妇二人回家举杯庆贺。

  “吴先生坐一张桌子,冰心和他对着。我记得这儿还有个高低床,木头的。吴先生年事高,有时累了就躺一躺。”老师们结束工作离开后,洋在这间房间工作了七八年,也会躺在先生当年躺过的床上看书。

  “”结束后,民院开始招收民族学研究生。1980年4月,耄耋之年的吴文藻重新开始给硕士生上课。洋的毕业论文有关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吴非常欣赏。尽管当时身体已不大好,但从医院回来,他仍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看论文,越看越,缺个字母都要改过来。

  吴青去美国时,吴文藻为她选择了社会学。后来吴青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与遗志。

  1985年7月26日清晨,吴文藻打开卧室的灯,站起来想取手杖。手杖没够着,人倒下了。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关于遗稿、积累资料、摘记卡片等未及整理供参考用者,可留则留,其余作废纸抛弃。过去费过心血的两项成书:西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家族制度,均在期间散失

  在会议室,洋断断续续抽完了两三根烟。好几次,他走到窗边,低下头,又抬头看向远方,长久无语。

  “他比我们想的更重要。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母爱、儿童,是更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生命奇妙难测。冰心在青年时代,一直孱弱多病,经常躺在病榻上。到老,却比任何一个同龄人都。十岁,用毛笔写字,手一点也不抖;讲话不慌不忙,“像小溪汩汩而流”。

  洋认可“相由心生”,他眼中的晚年冰心很阳光,“不做,不发,冰心相貌好。吴先生过世后,冰心让我们去看她养的猫,送给我书,称呼我的妻子小友。她很有心。”

  她所提倡的“真善美”,依洋看,真即诚信,善即公平,美就是多样性。“这是我对她的解读,也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主张。当社会变得苍老的时候,她还是装()嫩,很浅的真善美。这就够了。”

  幽默而真诚的冰心晚年常有抱怨,更有。她曾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千字文小说《万般皆上品》,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还写过《我请求》,呼吁们重视中小学教育危机。

  成立冰心研究会和建立文学馆。她写了张纸,大意是,做冰心的研究,要当冰心是个病人,把她抬到手术台上,进行解剖。

  是的。1977年秋天,韩素音请了冰心夫妇在王府井全聚德吃烤鸭。席间,韩素音终于提出那个多年来悬在心头的问题:你们是如何从心里渡过“”那道关坎的?

  那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的“”二字,这个实际上支撑了我的一生,平衡了我的一生,让我的心灵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件事不管好坏,都能找出积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我在“”中是,甚至认为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便了,其实,我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不仅是平衡了“”心态,实际上也平衡了我们走出燕南园的心态。司徒雷登为我们建造的小楼,燕园那个,文藻那样喜爱他的教职,但我们主动选择出走,离弃一切的舒适。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走出之后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了。《圣经》中说,当你在舒适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没有这种走出,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的萎缩,那是不可想象的吧。

  是的,她从来都握着的平衡器,这便是答案只是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到如今只有这枝金斧,劈开了,摧倒了忧伤,领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过去,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酣的向前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

  (:《冰心全集》,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刘桃桃《冰心在玉壶》,吴青《最好的妈妈》,《教育原来在追忆我的父亲吴文藻》等。感谢王炳根、王庆仁、洋、周明、李辉、陈建功、袁艺方和冰心文学馆对本文的帮助)http://zhaosf99.com sf999发布网

上篇:从而抓住强势龙头个股
下篇:暂时没有下篇!